接到堂兄电话时，我正在工地核对钢筋报表。
“大伯不行了，你赶紧回来。”
我扔下卷尺，连安全帽都没来得及还，开着那辆跑了二十万公里的皮卡就往老家赶。一千二百公里，我从下午开到深夜，油箱加了三回。
大伯住在老宅东厢房，屋里一盏白炽灯泡，昏黄的光照着他枯瘦的脸。他靠在床头，被子拉到胸口，整个人像一片干透的叶子，连呼吸都轻得听不见。
我蹲到床边，握住他的手。那只手冰凉，骨节粗大，指腹上全是老茧——那是种了一辈子地、编了一辈子竹筐磨出来的。
“大伯，我回来了。”
他眼皮动了动，慢慢睁开。那双眼睛年轻时是村里出了名的亮，现在像蒙了一层雾。他看了我好一会儿，嘴唇哆嗦着，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。
“林生……江西……你有……一个妹妹。”
我以为他烧糊涂了，凑近了问：“什么妹妹？”
他喘了几口气，费力地抬起右手，指了指床头的木箱子。我打开，里面是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，最底下压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裹着两层油纸，油纸里是一张发黄的相片和一封信。
相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，扎着马尾，穿着碎花衬衫，站在一条河边笑。模样清秀，眼睛很大，眉眼之间有一种很干净的气质。
信只有一页纸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没什么文化的人写的。我匆匆扫了一遍，大意是说：孩子生下来了，是个女孩，很健康，取名“小禾”。她家里不同意这门婚事，孩子她带走养，让大伯不要再找她们。
信的最后一行字已经模糊了，我凑到灯下才看清：“我对不住你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你别来了，来了也找不到。”
我翻过相片，背面写着一行小字：“小禾满月照，于都河畔。”
我愣住了。江西于都？大伯这辈子最远只去过县城，怎么会和江西扯上关系？
大伯又开口了，这回声音清楚了些：“一九九一年……我在福建修水库……认识了小禾她妈……她家在赣州……”
他断断续续地讲，我断断续续地听。拼凑起来的真相大概是：那年大伯二十三岁，跟着村里的工程队去福建修水库，认识了从江西过来打工的姑娘刘秀英。两个人处了一年，秀英怀了孩子，但秀英家里死活不同意——大伯家里穷，兄弟多，连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。秀英被家里人带回了江西，从此没了音讯。
“我去找过……”大伯说，眼角淌下一滴泪，“去了三回，她家搬了，找不到……后来她托人带了这封信……我就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。
我大伯这个人，一辈子沉默寡言，像个闷葫芦。我小时候觉得他不近人情——别的长辈见了孩子都笑眯眯地逗，他从来不。他就闷头干活，田里的、山上的、竹器厂的，什么活都干，什么苦都吃。他攒下的钱，一大半给了我爸治病，一大半供我读书。
我爸走得早，我妈改嫁后，是这个闷葫芦一样的大伯把我拉扯大的。
村里人背后议论，说他“光棍一条，绝了后”。他听见了也不恼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他摆摆手说“算了”，连理由都不给一个。
现在我明白了——他不是不想成家，是心里装着一个人，再也装不下第二个。
“大伯，你放心，我去找。”我说。
他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，最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，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沓钱，百元的、五十的、十块的都有，码得整整齐齐，用橡皮筋箍着。
“两万八……给你路上用……找到她……帮我看一眼……她过得好不好……”
他说完这句话，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，整个人塌了下去，眼睛半闭着，呼吸又变得又轻又浅。
第二天凌晨三点，大伯走了。
走的时候很安静，没有痛苦的表情，嘴角甚至微微翘着，像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梦。
办完丧事，我把那张相片和信仔细收好，又问了村里几个老人。有个八十多岁的叔公记性好，说记得一九九一年大伯确实去过福建修水库，回来后人瘦了一圈，后来有一年冬天突然说要出远门，借了辆自行车就走了，回来时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袋赣南脐橙，一个都没吃，全烂在了袋子里。
“你大伯那个人啊，”叔公抽着旱烟，眯着眼说，“心里头能装山，嘴上不吭一声。”
我花了两个月处理工地上的事，又查了一些资料，确定了几个关键信息：秀英阿姨的信里提到“于都河畔”，她家应该在江西于都县一带；小禾是一九九二年出生的，那一年我大伯二十三岁，也就是说，我这个素未谋面的“妹妹”今年三十二岁了。
三十二岁。我在心里默念这个数字，觉得很不真实。我今年三十岁，突然多出来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——不对，是妹妹。按辈分算，她是大伯的女儿，是我的堂妹。
出发前，我给大伯上了坟。烧了些纸钱，摆了他爱吃的花生糖，又倒了一杯白酒。
“大伯，我去江西了。你保佑我找到她。”
皮卡驶入江西境内时，天正下着雨。赣南的丘陵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漫山遍野的脐橙树挂满了青色的果子。我沿着国道开，导航指向于都县。越靠近于都，我心里越忐忑——三十年了，人还在不在？搬没搬走？认不认这门亲？
我按照信上的线索，先找到了当年秀英阿姨所在的乡。二十多年过去，乡镇合并、村组调整，原来的“红星村”早就并到了别的镇里。我跑了三天，问了几十个老人，终于在一个叫“岭背”的村子里找到了一个知情的老婆婆。
“刘秀英啊？”老婆婆上下打量我，“你是她什么人？”
“我是……她以前一个朋友的侄子。”我不敢说实话，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
老婆婆叹了口气：“秀英命苦啊。当年从福建回来，肚子大了，家里觉得丢人，逼着她把孩子打了。她不干，跟家里闹翻了，一个人跑到镇上租房住，把孩子生了下来。后来嫁了人，嫁到隔壁镇去了，听说过得也不太好。”
“她嫁到哪里了？孩子呢？孩子跟她一起吗？”
“孩子当然跟她，是个女娃，叫小禾。秀英嫁的那家人姓陈，男的也是个老实人，但对小禾一般吧，毕竟不是亲生的。后来小禾长大了，考上了师范，在镇上教书。秀英前几年走了，生了一场大病，没救过来。”
我心里一紧：“走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“大概……三年前吧。小禾那孩子哭得哟，整条街都听见了。”
我沉默了很久。大伯等了三十年，到死都不知道秀英阿姨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让我来“看一眼”，可我能看到的，只剩下一个坟头。
“小禾现在在哪里？”我问。
老婆婆指了个方向：“往南走，大概二十里，有个叫‘禾丰’的镇子。她在镇中心小学教书，好像还当了教导主任。你去找找看。”
我道了谢，开车往禾丰镇去。一路上我心里很乱。找到了小禾，我该怎么开口？说“你爸让我来的”？可她从来没叫过我爸，她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还有另一个父亲。
到了镇上，我先找了个旅馆住下，然后去中心小学门口转了一圈。正是放学时间，孩子们像潮水一样涌出来，门口挤满了接孩子的家长。我站在一棵榕树下，看着一个个年轻女老师从校门里走出来，心里紧张得像上考场。
等了大概半个小时，一个穿白衬衫的女人从校门里出来，手里拎着一个布袋，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。她不高，扎着低马尾，脸上没什么妆，但五官很端正——尤其是那双眼睛，又大又亮，和相片上的秀英阿姨一模一样。
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
她走到路边的一辆旧电动车旁，弯腰开锁。我犹豫了几秒，快步走了过去。
“你好，请问你是刘小禾老师吗？”
她直起身，转头看我。那双眼睛近距离看更亮了，像两汪清水。她眼里有一丝警惕，但更多的是温和。
“我是。你是？”
“我叫林生，从安徽来的。我……我想跟你谈谈，关于你母亲的事情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眉头微微皱起：“我母亲已经不在了。你认识她？”
“我不认识她，但我大伯认识她。你母亲年轻的时候，是不是在福建打过工？”
她的表情变了。先是困惑，然后是警觉，最后是一种很复杂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。她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低声说：“你是福建那边来的？”
“不是福建，是安徽。我大伯……他叫林木生。”
我报出大伯的名字时，她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要大。她手里的布袋掉在了地上，里面的饭盒滚出来，哐当一声。她没有弯腰去捡，只是直直地看着我，眼眶一点一点地红了。
“林木生？”她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声音发抖，“我妈……我妈走之前，跟我说过一个名字。她说，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找我，姓林，从安徽来，让我不要恨他。”
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没绷住。
“我妈说，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，就是他。”小禾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几乎听不见，“她说那个男人来找过她，三次，都被她家里人拦了回去。后来她嫁了人，就再也没见过他。”
我们站在校门口，来来往往的人看着我们，一个陌生男人和一个红了眼眶的女老师。我说：“小禾，能不能找个地方坐坐？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”
她点点头，弯腰捡起饭盒和布袋，带我走到镇子边上的一家茶馆。茶馆很旧，木桌子木椅子，墙上挂着发黄的宣传画。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老板娘端来两杯茶，茶叶是本地产的，粗枝大叶，但香气很浓。
我把相片和信放在桌上。小禾拿起相片，看了很久，眼泪无声地淌下来。
“这是我妈。”她说，“她年轻的时候真好看。”
她又看那封信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读到“我对不住你”时，她捂住了嘴，肩膀剧烈地抖动。
“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细节，”她哽咽着说，“她只说年轻的时候谈过一个对象，家里不同意，被迫分开了。她说那个男人是好人，让她把孩子生下来，说愿意养我们娘俩。但她家里不同意，她也没办法……”
我把我大伯这些年的事讲给她听。讲他怎么一辈子不结婚，怎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怎么在临终前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。讲他床头那个木箱子，那两万八千块钱，那句“帮我看一眼她过得好不好”。
小禾听的时候一直哭，茶馆老板娘过来添了两次茶，看我们的眼神从好奇变成了同情。
“他……他走了多久了？”小禾问。
“两个月。”
“他……有没有留下什么话？关于我的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他说让我找到你，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嘴角是笑着的。”
小禾捂着脸，哭得说不出话。
过了很久，她擦了擦眼泪，吸了吸鼻子，说：“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我是我继父的女儿。后来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从我妈和我继父的争吵里听出了一些事情。我妈从来不提那个人，但每年腊月二十三，她都会在灶台上多摆一副碗筷。我问她给谁摆的，她说是给远方的客人。我那时候小，真以为是给客人摆的。”
“后来我考上师范，我妈送我去学校，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，她突然哭了。她说，小禾，你以后要是遇到一个姓林的男人，从安徽来的，你不要恨他，他也是没办法。我问她什么意思，她就不说了。”
“再后来，我妈生病了，最后那段时间，她老是说胡话，说什么‘水库边的李子熟了’‘木生你回吧别等了’。我问医生她是不是糊涂了，医生说可能是弥留之际的记忆混乱。现在我才知道，那不是混乱，那是她心里最放不下的事。”
我听着这些话，胸腔里像堵了一块石头。大伯和秀英阿姨，两个普通人，隔着六百公里，隔着一辈子的光阴，一个终生未娶，一个至死不忘。
“你继父对你好吗？”我问。
小禾平静地说：“不好不坏吧。他不打我，也不骂我，但也不怎么管我。我妈嫁给他以后，又生了两个弟弟，家里的东西自然紧着弟弟们用。我从小就知道，我得靠自己。所以我拼命读书，考师范，出来当老师。我现在自己租房子住，周末回去看看他，尽尽孝道，但要说多深的感情……也没有。”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淡，像在讲别人的故事。但我听得出来，那种淡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委屈之后慢慢沉淀下来的。
“你结婚了吗？”我问。
“结了。”她露出一丝笑意，“我丈夫是隔壁镇的，也是老师，教数学的。人很老实，对我也好。我们有一个女儿，今年五岁了。”
她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。照片上是一家三口，小禾穿着红色羽绒服，旁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男人，怀里抱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。小女孩咧着嘴笑，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。
“很可爱。”我说。
“像她爸，脾气好。”小禾收起手机，看着我，“你呢？你成家了吗？”
“结了，有个儿子，三岁。在老家，我老婆带着。”
她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我想去给他上个坟。”
我知道她说的是谁。
“好。我带你回去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小禾请了假，把女儿托给婆婆照看，跟我上了皮卡。从于都到安徽，六百多公里，我们开了一整天。
一路上她话不多，但问了几个问题。
“他……你大伯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闷。特别闷。一天说不了几句话。但他心细，我小时候冬天脚冷，他半夜起来给我灌热水袋。我上高中住校，他每星期骑二十里自行车给我送菜，腌的咸菜、炒的黄豆，用罐头瓶子装好，瓶口用塑料袋扎紧，怕漏油。”
“他有没有提过……关于我的事？”
“从来没有。要不是临终前他说出来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。”
她沉默了很久，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山峦和田野，轻声说：“他怎么能忍得住呢？三十年。”
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也在想，大伯是怎么忍过来的。多少个夜晚，他一个人躺在东厢房的床上，会不会想起于都河畔的那个姑娘？会不会想象那个从未见过的女儿长成了什么模样？他编竹筐的时候，种地的时候，坐在门槛上抽烟的时候，那些念头会不会突然冒出来，像针一样扎一下他的心？
他大概就是这样，一针一针地，被扎了三十年。
到了老家，我先带小禾去了大伯的坟。坟在新开垦的茶山边上，是村里老人帮着选的址，坐北朝南，视野开阔。墓碑是青石的，上面刻着“先伯林木生之墓”，立碑人写的是我的名字。
小禾站在坟前，一开始没有哭。她只是站着，看着墓碑上的字，嘴唇微微颤抖。然后她从包里掏出一块手帕，蹲下身，仔仔细细地把墓碑上的灰尘擦了一遍。
“爸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怕吵醒谁，“我来看你了。”
我终于没忍住，转过身去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。
她跪了下去，磕了三个头，额头抵在地上，久久没有起来。我听见她在说什么，声音太轻，听不清楚。大概是在说这些年的事，说她妈妈的事，说她自己的事。
风从茶山上吹过来，带着新翻的泥土气息。坟头的草刚刚冒出来，嫩绿的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
我恍惚觉得，大伯听见了。
从坟山下来后，我带小禾去了老宅。东厢房还是老样子，墙皮有些脱落，窗棂上的漆也斑驳了。我打开那个木箱子，把大伯的遗物一件件拿出来给她看。
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口袋上用针线缝了一个“林”字。一双解放鞋，鞋底磨穿了，大伯用胶皮补了又补。一个搪瓷缸子，印着“劳动最光荣”，缸沿磕掉了好几块瓷。还有那摞旧衣服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压在箱子最底下。
小禾拿起那件工装，突然发现内侧口袋里有什么东西。她伸手进去掏，摸出来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纸条。
我们展开一看，上面是大伯歪歪扭扭的字：
“小禾，于都河，三月初三。”
“三月初三是什么日子？”小禾问。
我摇了摇头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会不会是你妈的生日？”
她掏出手机查了查日历，手开始发抖。一九九二年的三月初三，是农历三月初三，公历四月五日。
“四月五日，”她说，“我的生日是四月五日。”
我们俩都沉默了。大伯把她的生日写在纸条上，藏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，藏了三十多年。
小禾把纸条贴在胸口，蹲在地上，哭得像个小孩子。
我在旁边站着，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突然想起大伯生前的一个细节——每年农历三月，他都会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不吃不喝。我小时候不懂事，以为他只是心情不好，现在才明白，那是在想女儿。
他的女儿，远在六百里外的江西，他不知道她长什么样，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，甚至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他只知道她的生日——三月初三，于都河畔。
那天晚上，我妻子做了一桌子菜，红烧肉、清蒸鱼、炒腊肉、炖鸡汤。小禾和我老婆是第一次见，但两个人聊得很投机。我妻子是幼儿园老师，和小禾聊起孩子教育的事，越聊越热乎。我儿子不怕生，爬到小禾腿上坐着，管她叫“姑姑”。
小禾被这个称呼弄得愣了一下，然后红了眼眶，搂着孩子说：“乖，姑姑给你包红包。”
我妻子在厨房悄悄问我：“她真是大伯的女儿？”
“千真万确。”
“大伯这辈子……唉。”我妻子叹了口气，眼圈也红了，“你以后要对她好一点，她也是苦命人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小禾在老家待了三天。这三天里，我带她去了大伯生前常去的地方——他种了一辈子的田，他编竹筐的老作坊，他每天傍晚坐着抽烟的老樟树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就讲一些大伯的事，她听得很认真，有时候笑，有时候哭。
最后一天，我们去了一趟县城。小禾说想给大伯重新立一块碑，在碑上加一行字。我找了刻碑的师傅，小禾自己写了那行字：
“女小禾敬立。”
刻碑师傅看着这行字，又看看我，欲言又止。我点了点头，师傅没多问，埋头刻了起来。
新碑立好的那天，天气很好，阳光照在青石碑上，那行字清清楚楚：
“先伯林木生之墓”，旁边一行小字——“女小禾敬立”。
小禾站在碑前，轻声说：“爸，以后每年清明我都来看你。我带上你外孙女一起来。她叫陈念安，念是思念的念，安是平安的安。”
我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大伯的坟，看着新刻的字，看着阳光从茶山上洒下来，心里忽然觉得很圆满。
大伯等了三十年，等来了一个女儿跪在坟前叫一声“爸”。
秀英阿姨等了半辈子，等来了女儿替她来看一眼那个她放不下的人。
而我，等了三十年，等来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堂妹，一个让我重新认识大伯的机会。
送小禾回江西的时候，我在火车站给她塞了两样东西——大伯留下的那两万八千块钱，和那个印着“劳动最光荣”的搪瓷缸子。
“钱是你爸留给你的，缸子是他用了一辈子的。你留着，做个念想。”
她推辞了几下，最后还是收下了。她把搪瓷缸子抱在怀里，像抱着一个婴儿。
“哥，”她叫我，这是她第一次叫我哥，“你以后路过江西，一定要来看我。我给你摘脐橙，我们赣南的脐橙很甜的。”
“好。”
“还有，”她犹豫了一下，说，“我想把我妈的坟迁到安徽来，挨着我爸。你说行不行？”
我愣住了。这个问题我想过，但没敢提。毕竟秀英阿姨嫁过两次人，她的身后事要尊重她第二任丈夫和两个儿子的意见。
“你先跟你继父和弟弟们商量，如果他们同意，我这边全力配合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眼里有光。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她隔着车窗朝我挥手。我站在站台上，也挥了挥手。车窗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小点，消失在铁轨延伸的方向。
回来的路上，我开着皮卡，车载音响放着一首老歌，具体是什么歌我没注意。我只是开着窗，让风吹在脸上，想着大伯的一生。
他这一辈子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，没有风花雪月的爱情，没有儿孙绕膝的晚年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种地、编筐、修水库，沉默地活着，沉默地老去，沉默地离开。
但他心里有一座山，山脚下有一条河，河边站着一个扎马尾的姑娘。他在心里给那个姑娘留了一个位置，给那个从未见过的女儿留了一个位置。那个位置，他一留就是三十年，从青年留到白头，从满头黑发留到两鬓苍苍。
他从未对人说起过这件事，从未抱怨过命运的不公，从未在人前掉过一滴眼泪。他只是默默地活着，把所有的爱和思念都压在心里，压成一块沉默的石头。
直到临终前，他才把这块石头搬开，让我看见下面压着的、依然鲜活的东西。
半年后，小禾打来电话，说继父同意了迁坟的事。两个弟弟一开始有些意见，但小禾跟他们讲了她母亲年轻时的故事，讲了大伯三十年的等待，两个弟弟听完都哭了，说“姐，我们支持你”。
我找了迁坟的师傅，挑了一个好日子，开车去江西，把秀英阿姨的骨灰盒接回了安徽。
下葬那天，小禾全家都来了。她丈夫老陈，女儿念安，还有两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。我这边也来了不少人，堂兄弟、表姐妹、村里的邻居。坟山上站了黑压压一片人。
我们把秀英阿姨的骨灰盒安放在大伯坟的旁边，两座坟紧紧挨着，中间只隔了一条半米宽的土埂。
小禾跪在两座坟前面，烧了一摞纸钱，倒了两杯酒。
“妈，你找着他了。”她说，“你再也不用在灶台上多摆一副碗筷了。”
“爸，我妈来了。你们好好过日子吧。”
念安蹲在坟前，用小手把一朵野花插在土里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外公好，外婆好，我是念安。”
那一刻，山上风停了，鸟不叫了，连阳光都变得格外温柔。
我站在人群后面，看着这一幕，忽然想起大伯临终前的那个眼神——那双蒙了雾的眼睛里，有一丝很深的、很远的亮光。
我现在明白了，那亮光是什么。
是于都河畔的月光，是赣南脐橙的甜香，是一个扎马尾的姑娘站在河边笑。
是三十年的等待，终于等来了一个答案。
是沉默了一辈子的人，终于在最后一刻，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。
清明的时候，我带着妻子孩子去给大伯和秀英阿姨上坟。念安也来了，小禾和老陈带着她，一家三口从江西赶过来。
两个孩子在坟前的空地上跑来跑去，追蝴蝶，摘野花，笑声响成一片。
我和小禾坐在坟边的石头上，看着远处的茶山和田野。
“哥，”小禾忽然说，“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当年我妈家里同意了这门亲事，我爸就不会一个人过一辈子，我妈也不会受那么多苦。但那样的话，就不会有你了，也不会有我了。命运这东西，真是说不清楚。”
我笑了笑：“是啊，说不清楚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——大伯这个人，值得。”
“值得什么？”
“值得被记住。”
她点了点头，靠在我肩膀上，像小时候靠在自己亲哥哥肩膀上一样。
我们就这样坐着，看着夕阳慢慢落下去，把整片茶山染成金红色。
坟头上的草长得很高了，绿油油的，在风里轻轻摇晃。两座坟紧紧挨着，墓碑上的字在夕阳下闪闪发光。
一块碑上刻着“先伯林木生之墓”，旁边一行小字——“女小禾敬立”。
另一块碑上刻着“先妣刘氏秀英之墓”，旁边一行小字——“女小禾率全家敬立”。
中间那条半米宽的土埂上，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一株野百合，开着一朵白色的花，在风里轻轻点头。
像是两个人在隔着土埂说话。
又像是一个等了三十年的人，终于等到了回应。
回来的路上，我开着皮卡，小禾一家三口坐在后座。念安累了，趴在她妈妈腿上睡着了。老陈靠窗看着风景，偶尔跟小禾说两句话。
我妻子坐在副驾驶，突然说：“你觉不觉得，大伯其实挺有福气的？”
“怎么讲？”
“他虽然没有结婚，但他有一个女儿，有一个侄子，有外孙女，有孙子。他走的时候有人送终，他坟前有人烧纸。他等的人，最后也来了。这不叫有福气叫什么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你说得对。”
车子驶过长江大桥，江水在夕阳下闪着金光。我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后座的小禾——她正低头看着睡梦中的念安，嘴角挂着一丝温柔的笑。
那一刻，我心里很安宁。
大伯，你放心。你的女儿过得很好。她的眼睛很像她妈妈，又大又亮。她的脾气像你，温和又坚韧。她有一个爱她的丈夫，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一份体面的工作。
她还认了一个哥哥，一个嫂子，一个侄子。
你没有白等三十年。你种的树，虽然没有亲眼看见它开花，但它开了。开在于都河畔，开在皖南山间，开在一个五岁小女孩的酒窝里。
开在两个紧紧挨着的坟头中间，那朵白色的野百合花里。
我踩了一脚油门，皮卡稳稳地驶向前方。前方是回家的路，灯火通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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